税收权力不仅是国家权力，而且是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和直接体现。

王志坤《法律监督探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检察机关说认为，监督是事前的监视，而检察是事后的监督，实行法律监督容易使自己陷于孤立(30)。

党中央批准了该建议，自此，在政治话语中即将人民检察院界定为法律监督机关。此时检察机关的职权还包括一般监督权，检察内涵还包括监督在内。但是从近十年的文件和法律上看，司法机关的界定趋于一致，主要包括法院和检察院，有的还包括公安机关和刑罚执行机关。于是，《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将其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检察署既受最高人民检察署和上级人民检察署的领导，又受同级政府委员会的领导，即双重领导体制(36)。关于前苏联和俄罗斯的一般监督权，具体参见：谢鹏程选编《前苏联检察制度》，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120页。

2006年中共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中也明确指出：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是国家司法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使命。(二)检察权内涵的传统观点及其误区 1982年宪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据此，法国宪法既包括1958年宪法中的国家权力规范，也包括1789年人权宣言中的自由权与政治权规范、1946年宪法序言中的社会权规范和2004年环境宪章中的环境权规范。

在2008年改革以前，尽管宪法委员会经历了一系列（谨慎的）改革，但它的宪法解释程序依然建立在秘密原则基础上，例如，宪法解释所涉及的各种素材、资料和具体证据从不公开，进行报告的宪法委员会成员的姓名、报告的方式也从不公开，宪法委员会成员对宪法解释的审议纪录也属于保密的范围。此外，由于1958年所设置的强制解释程序和依申请解释程序本身都属于在法律生效以前进行宪法解释的事前模式，宪法解释过程中不存在当事人，因此，宪法委员会在解释宪法时缺少公开的庭审或听证程序，没有当事人的陈述和宪法律师的参与，没有口头辩论，尤其是在宪法委员会的解释结论中也缺少反对意见。按此标准，法国的宪法解释机制一直较为落后。另一部分是卸任的总统充当宪法委员会当然的终身成员。

在1971年结社自由案中，宪法委员会认为，宪法解释的对象不仅包括1958年宪法正文，还包括1958年宪法序言，即序言是具有效力的宪法规范。随着作为解释对象的宪法规范的扩张，宪法解释机制的功能也得到扩张，其保障基本权利的功能日益突显。

在解释对象上：从偏重国家权力条款到偏重基本权利条款 通常来说，宪法解释的对象是全部宪法条文，因此，从序言到正文在内的每一个宪法条款中的概念、语句甚至标点在案件所及的范围内都应当具有解释的可能性因而在制度上，德国宪法学一般使用宪法法院制度（Verfassungsgerichtsbarkeit）这一术语指代该国的宪法解释机制。早在庆祝宪法法院成立十周年的庆典上，德国宪法学大师鲁道夫•斯门德（Rudolf Smend）就已经指出：现在，基本法实际上已经是按照宪法法院所解释的那样来生效适用了，学界也是在宪法法院解释的意义上对基本法进行研究评注。宪法法院2014年底做出的关于经营性财产在遗产税上受到优待是否符合一般平等原则的判决，即是由联邦财政法院提请审查的。

但在实际政治运作中，这一目标并未完全实现，法官提名权毋宁是在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这两大政党之间分配，各党一般都会接受对方提名的人选。但也要看到，宪法法院的解释和裁判工作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批评。正因为其并不因某个具体案件而启动，所以是一个抽象的程序。实践中，由于基本权利案件数量过多，导致第一庭负担过重，经宪法法院全体法官会议决定，第二庭也承担了部分基本权利案件的裁判工作。

待宪法法院就该法律的合宪性做出判断后，普通法院再恢复原案件的审理程序。2011年，宪法法院法修订增加了延迟诉愿这一新的程序类型，凡因宪法法院审理周期过长而遭受不利的当事人，可向宪法法院提起诉愿请求赔偿。

作为联邦制国家，在德国，如果联邦与州之间就各自的权利义务问题产生了争议，那么联邦政府或州政府可分别代表联邦或州提请宪法法院裁决。职业法官之外，宪法法院法官还经常从立法和行政机关中选任，学者出身的也占到了很大比例。

担任法官者，必须年满40岁并具备普通法院法官的任职资格，即必须通过法律国家考试。有的特别意见书在学术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迪特•格林（Dieter Grimm）法官在1989年的森林骑马案中批评多数意见将基本法第2条第1款作为兜底性的一般行为自由将导致基本权利的庸俗化及宪法诉愿的泛滥。尽管存在一些批评和质疑，但65年来，联邦宪法法院忠实履行宪法守护者职责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宪法法院法官半数由联邦议院、半数由联邦参议院选举产生，因而分别具有了议会民主和联邦民主的正当性。在裁判过程中，各相关宪法机关以及专家、社团等均有机会表达意见。宪法法院法对两庭之间的分工做出了规定，第一庭主要负责基本权利案件，第二庭主要负责国家机构案件，每一庭在裁判时都是宪法法院。

在两院中，宪法法院法官选举均由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这是为了保障法官的政治中立性，在法官人选上尽量寻求跨党派的共识。从穆斯林教师在教室佩戴头巾到雇员对企业的共同决策权，从大学招生名额的分配到核电站的设立，从联邦总统针对政党发表言论到德国加入欧盟的合宪性，在德国政治、法律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都能看到宪法和宪法法院的身影。

二、联邦宪法法院的程序原则 作为法院，宪法法院在程序上受申请原则的约束，即宪法法院的审查程序必须基于申请方可启动，不得自行做出宪法解释。尽管如此，无论是纵向与德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国事法院，还是横向与其他国家的宪法解释机关比较，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职权的广泛性都是非常显著，甚至可以说独一无二的。

这样一种程序安排，主要是考虑到，对于议会立法者制定的法律的普遍性效力，不能交由任意一个法院来决定，换言之，废止法律的权力必须由宪法法院垄断。提请审查的机关也不需要证明其权利受到了侵害，只要其对该规范的合宪性存有疑虑即可。

宪法法院面临的更根本性的批评在于，其权限不断扩大，尤其是其对合宪性解释等解释方法和规则的运用，有时似乎已经突破了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当年所设想的消极立法者的角色，而僭越了立法者的职权范围和形成空间，甚至有可能走向一个宪法法院领导下的司法国（verfassungsgerichtlicher Jurisdiktionsstaat）。今天，对德国基本法中的任何一个条款，我们都无法脱离宪法法院的解释来理解适用。一、联邦宪法法院的性质和组成 联邦宪法法院首先是一个法院，其法官受托行使司法审判权。因而绝大部分的宪法诉愿，都是由各庭中三名法官组成的审判小组决定不予受理或直接批准的。

从成立至今，宪法法院总共只做出过不到30件此类裁判。宪法法院权限的核心是规范审查，即对法律合宪性的审查，这里又分为抽象和具体规范审查两种程序类型。

首先是案件负荷量过大，审理周期过长。两庭意见不一致时，应由全体法官会议决定。

机关争议是一种两造对立的程序类型，在其背后往往是政治上的权力冲突，反对党也多以此为工具来实现其对政府的监督。在1997年的超额议席判决中，宪法法院第二庭八位法官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基于党派立场的分歧，四名社民党提名的法官认为联邦议院超额议席违宪，但最终法庭确认选举法合宪。

作为专门机关解释模式的代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成立65年来，已经做出了皇皇137卷裁判，宪法法院作为宪法守护者的形象深入人心。特别意见书既可以是不同意见（反对多数意见），也可以是协同意见（赞成多数意见的结论，但提出不同的论证）。如果普通法院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认为其裁判所应适用的法律有违宪之虞，那么应中止审理程序，将该法律提交宪法法院审查。任何人，只要认为其基本权利受到了公权力的侵害，在穷尽其他法律途径仍不能得到救济的情况下，均可向宪法法院提起宪法诉愿。

这虽然并未引发如美国宪法学中司法审查的反多数困难那样对宪法法院正当性的根本性质疑，但要求宪法法院恪守宪法规范与司法谦抑的观点已经成为共识。对宪法法院裁判的广泛认可建立在多个因素之上，首先是宪法本身的优位性和权威性，其次是宪法法院裁判自身较高的说服力，人民在政治上对宪法法院的信任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进入专题： 德国 宪法解释机制 。通过这样一种程序，将政治争议法律化，其意义即在于保护少数派的权利，维护权力分立原则，最终保障整个政治体系的良好运行。

以下简要介绍宪法法院最重要的几种程序类型。鉴于宪法诉愿的补充性（要求首先穷尽其他法律救济途径），在实践中，宪法诉愿往往是直接针对普通法院的终审判决，而间接针对判决所依据的法律。